一席

“为什么我们感觉小说或电影那么传奇、那么浪漫，其实那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发生的东西，反而我们把它舍掉了。我后来看小说、电影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地感触。我们再延伸出去几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而我们恰好是没跨出去。” 今年起我们会推出新节目「一席·万象」。 万象会邀请人文、科技不同领域的老师，深入地讲一个问题，每人讲6-10集，每集30分钟左右。 接下来的两至三周，我们会先发布《梁老师的爱情课》。梁永安老师是一席第494位讲者，他的演讲《单身的黄金年代如何面对爱情》，视频播放量超过150万次，留言评论近400条。

2013，何健翔创立的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改造了一个老广州啤酒厂的麦仓，在离地33米高的工厂顶层建立了新的工作室。十年来，他尝试了大大小小这样的改造项目，希望借由建筑实践来保存“珠三角”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源计划”曾被美国《建筑实录》评为当年全球十大先锋建筑事务所之一。“对于有明显时间印记的旧建筑，与其粗犷残旧的外表相反，‘遗址’的场所精神和历史感是脆弱的，需要被耐心体察和倾听。盲目的设计和改造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暴力，与拆除一样具有不可逆的破坏力。”“这个项目在这个月被全世界最专业的建筑媒体英国的《建筑评论》评了一个新与旧的奖。也印证了不需要投入很多的钱，建筑师是有办法可以让一个死亡的社区重新复活起来的。”

2015年底，托马斯·帕特森到埃及游览。参观完金字塔回来后，他开始感到腹痛且无法进食。医生很快发现，他感染了一种叫作鲍曼不动杆菌的“超级细菌”。这种细菌在 WHO 2017年2月27日发布的12种最高优先级的“超级细菌”名单中，被列为级别1——严重耐药性。2015年 WHO 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超级细菌”等耐药菌感染。决策者、专业人员以及公众，我们能为抗生素在未来的持续、有效做点什么？陈代杰，从事微生物药物研究开发工作35年，“有些超级细菌的感染还没有超级的药物，我们要引起足够重视的同时不要恐慌，细菌和人类的博弈是永恒的。”“抗生素的应用和发现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但细菌进化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超级细菌已经跑在了我们的前面。细菌耐药性的发展一切源于抗生素的应用。”

不同于常见的在一个地方等待鱼上钩的钓鱼方式，路亚钓鱼不使用蚯蚓类的活饵，它需要钓手根据对鱼的习性的了解，不断地主动出击寻找。三年来，王铮和妻子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跋山涉水，游钓了北京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拘河四大流域，记录了游钓过程中所见的地质、水情、植物、动物。刚入门的时候，最困扰他们的是去哪钓、哪有鱼、哪个季节掉、怎么钓。随着对路亚深入的了解，他们不再关注所钓的大小、多少，更关注的是自然和鱼的进化，更关注的是鱼生活的故事。“钓鱼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自从钓了鱼之后，我媳妇周末再也不逛商场了，她现在在自然界当中表现得特别像一个植物的采集者，最爱问的问题是 ，哎，这个能吃吗？哎，那个能吃吗？我儿子自从跟我们钓了鱼之后，妈妈再也不担心他的学习了。在自然里，孩子表现得特别勤学好问，你就觉得小朋友特别地有前途。”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大课题，中国作为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理应成为农业起源研究的重要力量。在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室里，赵志军任意打开了几匣抽屉，里面是几千年前不同时期的谷物遗存。这些看起来其貌不扬已经炭化的种子，在植物考古学家眼里则是“宝贝”——它们为探寻农业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了找到这些线索，赵志军同“五谷杂粮”打交道已经超过20年。从1993年参与江西仙人洞稻作农业考古调查开始，到寻找小米起源、研究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他希望从以前被遮蔽的细节中发现古人的日常生活，并进一步探索文明形成与古代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农业因素。“有人说小麦是一个传奇的农作物，养育了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国家，除了中国。”

1784年，古生物学家记述了在德国发现的一件奇怪的动物化石，有人认为它生活在海洋中，也有人认为它是鸟和蝙蝠的过渡类型。直到1801年科学家才终于鉴定它为翼龙。翼龙是第一个飞向蓝天的爬行动物，曾和恐龙分别统治天与地。古生物学家汪筱林研究翼龙等脊椎动物化石超过20年。经过十多年的新疆戈壁考察，他领导的哈密科考队发现了世界上已知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石产地，并抢救性采集了一件超过200枚翼龙蛋、胚胎和骨骼化石三位一体的重要标本，而此前全世界报道的翼龙化石仅有11枚。这些发现被认为是“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最新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为什么这么大一群翼龙会埋藏在这个荒芜的戈壁？汪筱林在一席讲述一个有关翼龙伊甸园和一片消失的湖泊的故事。“我们当时一看到这些东西，一看到这个现象，就知道我们的后半生要在这里工作了，因为翼龙化石确实太多太多了。”

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论快乐或是忧伤，我们总能从音乐的强大力量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但为什么我们喜爱音乐？听音乐或者玩音乐能否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让我们更聪明更年轻？音乐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大脑？中科院心理所的杜忆一直从事听觉和认知相关的研究，探索语言、音乐和大脑的关系，包括复杂场景中听觉认知的神经机制、听觉老年化、音乐训练对听感知和言语认知的影响等等。“其实不用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家，把它作为一个爱好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年轻了。”

1986年，赵良羚开始进入养老行业。八十年代，在多数人怀有“养老院里无孝子”的偏见时，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从最初几乎没有客源，到很快满房。最新筹办的慈溪恭和苑更是要排队进入。深耕养老行业三十余年，赵良羚见证了养老行业的变迁。她将分享与老人打交道三十年的体验，小到为什么他们爱回忆，怎么理解他们的脾气变化，照料疲劳怎么办；大到我们如何做普惠型的养老。“真正好的养老院，不应该让建筑喧宾夺主，应该给服务留出余地。”“我们在座的，等你老了，也会是这样的。老年人的这种心理变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所以一定要站在老人的角度去考虑。”

近十年来，历史学家罗新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历史夹缝中的边缘人身上：“我走到长城地带时，用了很多精力来谈投奔到蒙古去的汉人，以及投奔到明朝来的蒙古人。这些人都属于边缘人，属于被历史洪流挤压的人。在边界，一个敌对国家的存在似乎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逃跑；可是另一边也不是世外桃源，有的时候又得跑回来。在历史大潮面前，这些‘流夷’虽然都在努力，但是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最后结果都相当不幸。我其实很关心这些人的命运，但材料都是关于中心的，边缘的材料已经找不着了，关心边缘常常变成情感和精神上的关心。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值得努力的，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找出一点点来。”“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2013年，龙瀛创办了致力于定量城市研究的学术网络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生活和居住环境进行研究，包括用1km网格尺度的微观数据平台SinoGrids研究中国城市“数字沙漠”，用北京公交刷卡的数据研究城市贫困情况，用大型网站公开数据完成《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街道指数）。在过去的三年里，龙瀛和团队研究发现，中国654个城市中，有180个城市人口是在减少的。事实上，城市人口的收缩由来已久，德国政府资助项目Shrinking Cities已经证实，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地区），总体上失去了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针对这些收缩的城市，是应该一味地按照增长的愿望规划，还是顺应情况做出相应的收缩规划呢？“那天晚上我就问自己是不是发现了中国的秘密？我们发现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或者是说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2000-2010在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