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黄雪涛，律师。“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我这么熟悉的一个客户、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被推进了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她说什么都不做数。”​有一个在网络上流行了很多年的问题：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过时了。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精神病已经不再是被抓的合法理由。有病没病，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法律也不应该干预。律师黄雪涛从15年前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2006年，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当时，邹宜均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跟邹宜均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从那以后，她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关注个案，推动立法，支持精神障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2010年，她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并在同年主笔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她接触过上千个相关案件，关注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边界。“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法治不是空洞的概念，社会制度的设计是最精细的技术活。”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是因为统治者、当权者的干预。但我想说的是，「恶不可书」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孙抃，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他也认为「国恶不可书」。不仅仅是国家的恶，父祖的恶、尊者的恶、死者的恶，其实都不可书。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为了善和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这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事实」。”赵冬梅在北大开的一门课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她希望学生能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像历史学者孙机先生那样，通过帽子的变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钻研历史。她研究宋代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题材，写出过不少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的通俗历史读物。她关注制度的变迁，也关心生活在制度中的人。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反抗制度？ 在《法度与人心》里，她写“历史并不一直向前”，写北宋曾达到了儒家政治的理想生态，写这种生态的逐渐消逝。在《大宋之变》里，她写北宋如何由盛转衰，写皇帝与大臣是如何集体迷失方向、***如何破坏殆尽、祖宗之法如何分崩离析，写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夙愿，到最后却走向了分裂与衰败。 “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要做的，就是进入细节，勘破文字的谎言，排除书写的偏见，不断接近真实。

胡源，医生、“爱未来”公益创始人​“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 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 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 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励他们主动将废弃针头回收，并成立公益机构“爱未来公益”。他游走于环保局和各大医院，说服医院同仁一同加入废弃针头回收的阵营。经过四年多的行动教育，患者们已逐渐拥有环保意识。胡源希望能将回收站点设立在社区，带动社区民众一起加入到废弃针头回收的行动中来。他说：“做了这几年，我又想再提一些未来的愿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环保网或者是政府网站上能有显著的位置，告诉民众哪些是危险废物，哪些是可以做分类的；应该到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这些容纳危险废物的容器，应该把这些容器放置到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做了分类，最终就能按危险废物去处理，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圆满了。”

James Danckert，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神经科学教授。“不久前，我们调查了大家在新冠期间会有多无聊。结论是那些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性高的人，更容易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更容易感染新冠。”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会打游戏，有的人会试图睡觉，有的人变成了王村村，有的人开始研究“无聊”这种行为。因为以前经常感到无聊，加拿大的Danckert开始投入到“无聊”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想方设法设计各种实验，比如让人们观看晾衣服的影片、抄写混凝土相关的科学文献，给参与者营造无聊的氛围，进而对无聊者的大脑状态、生活方式进行分析。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会有怎样的特征？疫情中人们是否更无聊了？James Danckert认为，无聊与人的自控力、行为习惯、内心情感等都有关系。感到无聊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长期感到无聊应该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本人并不无聊。

陈忱，建筑师。“为什么校园建筑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感兴趣学校的密度。学生真实的生活就是被困在里面。我们做寄宿学校，他/她的24小时、3年或者6年的时间，能被建筑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深刻影响……福田中学这个项目很特殊，它几乎可以容纳我们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所有想象。”未来，深圳计划提供74万个学位，新建约250所学校，如此惊人的数量需要在5年内完成。 其中， 福田中学项目因为极度复杂的限制最受瞩目。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学校周边高层紧贴环绕，不仅将在原校址扩充到3000人的规模，还要增加住宿空间，容积率接近普通中学的3倍，设计难度极大。在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地段内，如何营造充满想象力的校园空间？设计一所学校究竟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校园都长一个样？在严苛的设计规范之下，建筑师是否还有突破创新的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reMIX团队凭借出色的设计方案，作为独立事务所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设计委托。清华建筑系周榕教授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励志、非常传奇的故事”。

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医疗方案才能让他们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提供跨性别医疗的资源这么少？潘柏林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再只是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跨性别医疗长期的健康发展。”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也许不应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以希望。”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思考：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县域教育困境的出现？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教育，应该如何适应县域的情境？以及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和孩子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孩子们是作者，而她是编辑。七年来她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书”来引导孩子们清晰和丰富地表达，来展现孩子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她总会对孩子们说：“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作品，是在你想要表达的时刻出现的，要珍惜并记住这些时刻。”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在F厂，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经过数十年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自然遭到了严重的肢解和破坏。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因环境质量降低、社会竞争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而逐步恶化。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规划设计者应该做些什么？

张维敬，口袋花园建造者。张维敬是一家IT公司的普通员工。他所居住的回龙观某小区是一个大型社区，物业费低廉，小区内多块绿地都疏于管理。因为受不了家门外那块一到夏天就充斥着蚊子和狗屎味的荒地，2016年他决定建造一座社区花园。对植物原本一窍不通的他开始学习植物知识，到各地旅行参观园林景观。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并建造了一座花园。花园里种植了绣球、铁线莲等近100种植物。花园没有门，从建成之初就对所有人开放。每到花季花团锦簇，这座花园便成为小区居民喜爱光顾的场所；也吸引了回龙观其他小区，甚至更远地方的花友前来观赏。但是近两年，花园两次被列为拆违建筑，面临被拆的境遇；在社区居民和一些专家的极力挽留下，才保留住了主体，未被完全拆除。张维敬所面对的是当下社区管理者的难题，也是社区治理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老旧小区不一定有能力维护好小区环境，新建小区则往往维护成本高昂。居民参与是一直得到鼓励却推行困难的模糊地带，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同时让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美好？演讲结尾，张维敬说：“故事到这，我所建造并希望捐给社区的口袋花园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对于我来说，如果它终将消亡，我仍感激通过它认识那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花园也让我看到了在善良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它是一座桥，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系，桥虽有可能断，但我们终将会再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