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而立计划，视频博主“你所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别人所精心构建的？你在互联网上、朋友圈里包装一个精美的人设，到底有没有人关注？​”​如果你在今年四月打开亚马逊日本哲学类畅销书榜单，会看到一本中文书霸占榜首——《峰论：一位浴室哲学家的朋友圈》。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什么大作家，也不是知名人士，就是一个生活在成都的普通青年，他叫潘阿峰。他的朋友土子和阳子，为了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把他九年来的朋友圈打包出版成电子书，卖成了畅销书。三兄弟一起做过许多“离谱”的事情。他们在重庆开车连续右拐一百个弯，只为看看能到哪里；把贵州的一只乌金鸡打造成ins南极第一网红……成为“而立计划”之前，他们都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过腻了早八晚十的生活，决定在30岁之前一起辞职，做点好玩的事情，并把过程记录下来，发到了网上。有人觉得他们在搞“行为艺术”，也有人从中看出了“社会实验”的意味。而对他们自己来说，上述种种都不是他们的初衷，相比于“无厘头”和大冒险，他们更想当中国的“凯鲁亚克”。

于晓丹，内衣设计师、内衣品牌EMILYYU创始人​“很多时候当我面对她们的伤疤，尤其是看到她们的眼泪时，我都不忍心责备她们的委曲求全，也更没有办法站在任何制高点上，批评她们的不勇敢、不抗争。 与其那样，我觉得我更应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她们多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成全她们的那些体谅之心。”根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发布的数据，乳腺癌首次超越肺癌，成为全球新诊断人数最多的癌症，在中国，2020年乳腺癌新发病例是42万。对没有更好治疗方案的女性患者来说，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接受***切除术。 这些***被切除的女性，穿什么内衣？即使做了二十多年内衣设计，于晓丹也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两年前，一位专做乳腺癌手术的美国医生找到她，希望她可以为这些女性设计一款在术后日常穿着的内衣。她由此踏上了和从前完全不同的设计之路。 当时市面上的选择不多，在找不到合适的内衣的情况下，很多患者会把以前的文胸拿出来，自己DIY，缝一个夹层，放菜籽、绿豆、草纸、纱布、纱巾、手绢这样的填充物进去。“术后女性实际上是被现代工艺和审美忽略的一群人。” 她决定做一些改变。

蛙池，乐队。有一次去排练的路上，我在地铁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搭配：孔雀蓝坡跟凉鞋，搭一双大红色的袜子。我被这样一个搭配惊艳到了，你说不上这是精致还是随意，总之，它比我的白色帆布鞋要精致，也比我的白色帆布鞋更肆意大胆。下午到了排练房，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写一首跟松糕鞋有关的歌吧。”2017年，在东莞市虎门博涌物流中心，蛙池乐队成立，排练的时候，“旁边车间也在开工，噪音互不相让”。鼓手浩仔说，取名蛙池是因为以前的排练室外有一个废弃的池塘，有一年春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里的小蝌蚪一夜之间长大，全部变成青蛙呱呱叫着跳了出来。 主唱依依，初中毕业的暑假在爸爸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为了挣到1200块买一把自己的吉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在工厂，虽然身份是白领，但有机会以更近距离去看看这些工人的生活状态：“鼻子里闻到的是那种浓度很高的人味，看到的是满眼厂服形状的人……他们使用手机的原则和习惯可以概括为：超级大声，外放超大声，对手机那头的人也喊超大声，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超大声地渗透进我的。” 她开始观察他们的生活，写进歌里。

李腾，蓝晶微生物联合创始人、总裁。“过去的五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路以后就开始在这个路上往前探索，虽然它很慢，但是它非常坚实。”2016年，李腾和他的合伙人张浩千分别从清华和北大博士毕业后开始在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创业。这个领域叫作合成生物学，简单来说，就是修改微生物的DNA后让它们执行新的功能。这个学科特别新，大概从2000年开始，学术界才认为这是一个成型的学科。 大约在2015年的时候，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也出现了许多在该领域创业的公司——有用微生物生产超轻但结构超强的新材料的、也有用微生物创造世界上本不存在的小分子来制造香水的。李腾和张浩千选择的方向是用微生物细胞工厂生产一种在性能上可以替代传统塑料的新材料——PHA。PHA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发降解，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应用一直有限。 作为国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最早的创业公司之一，蓝晶微生物花了5年时间，当然也花了许多钱，越过了许多坎儿，完成了将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转变，成为全球第三家显著降低PHA成本并可规模化生产的企业。李腾说他们目前产线的产量供不应求，如果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还能够继续降低成本，逼近聚乙烯等常用塑料。

朱虹璇，编剧、导演。​“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2011年10月，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初赛在即，朋友却迟迟没能交出剧本，朱虹璇替朋友两肋插刀，担下了编剧的任务，正是这次尝试让朱虹璇发现了自己对戏剧的兴趣。第二年剧星比赛，朱虹璇和朋友们一起将电影《十二怒汉》改编成了话剧《九人》，搬上舞台。《九人》在比赛中惜败给了当年的冠军队伍，一起排话剧的朋友们也都面临着毕业。就在剧团朋友们散伙饭吃得酒酣耳热的时刻，不知是谁提了一句：“我们为什么不把《九人》演下去，再演十年？” 话剧九人就这样从北大走了出来，开始了原创话剧公演的道路，十年来持续地以话剧形式重现那些被人们遗忘或被现实遮蔽的公共议题：集体决策、新媒体革命、医患纠纷、女性主义、教育公平…… 2019年，话剧九人开始初涉民国知识分子题材。《四张机》展现了民国时期老北大的一场关于“大学何以存乎”的辩论。这部充满理想主义的文人戏上演之后，成了当年的票房黑马。此后，话剧九人又继续推出了两部民国知识分子话剧——《春逝》和《双枰记》。目前这三部民国系列作品，都斩获了口碑与票房上的高度认可，甚至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朱虹璇很喜欢的一句话，来自一位《四张机》观众的repo：“赤子之心，万般慎重。”她希望九人的作品能够始终真诚地去思考和表达。“如果问我，为什么观众看九人的戏剧会感动，我想大家并不是因为什么学术上的共鸣，或者所谓的北大情结，而是因为我们剧中的人物，作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人，他们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那一点坚持，让观众看见了自己。”

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比如说这条1.6公里的道路，一个肢体健全没有视障的人去走的话，只需要拐7个弯，但是平均每一个盲人要拐73个弯，这一条路真正的距离只有1.6公里，但是盲人走下来平均要走2650米，所以他们要比我们消耗更多的体能。”2010年开始，茅明睿和同事们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公共政策和城市开发对人群活动的影响，于是2017年我们邀请他来一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案例：比如南锣鼓巷的游客什么时候最高兴，比如家住回龙观为何会感到身体被掏空，比如雾霾天气为何不同地铁站戴口罩人数不同等等。 几年过去了，茅明睿依然在观察着北京这座城市，观测着城里大大小小社区的变化，他们不断地为社区改善提出建议，也同时发现更多新的问题。比如无障碍环境真的无障碍吗？盲人出行一趟会在哪些路口遇到哪些障碍？比如共享单车乱放乱停是谁的锅？比如在综合执法车上安装一个白盒子对于改善街道环境有用吗？…… 他们综合大数据的分析，绘制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知识图谱，努力用数据帮助改善社区和服务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茅明睿所理解的城市的正义，是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一起完成的。

陈传兴，摄影家、文学纪录片导演、学者“饥荒、瘟疫、战争、社会之中彼此的撕裂，人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不断地不能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近两年来，陈传兴一直在读和病毒有关的书。他急切想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能把人类社会搅得天翻地覆。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夕，他感染了一种叫“恙虫”的病，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出院半个月，武汉封城当天，母亲离世。 大众熟知陈传兴，缘起于撼动两岸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以及去年上映的电影《掬水月在手》。似乎他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同一件事：在芜杂世界、喧闹众生之间，追寻诗意是有可能的吗？如今，站在七十岁的关口，病与死的纠缠之下，他想把这件事想得再透彻一点。于是他逐渐回想起80年代初，巴黎和纽约肆虐的艾滋病是恐怖，是暗影，是苦痛，却也曾一度点燃思想和艺术的炬火。 从黑死病到西班牙大流感，从艾滋病再到新冠，透过一代代艺术家留下的符号，他看到了更光明、更澄亮的东西：“终结并不是像我们所有人讲的，所有东西都断裂，所有东西都结束，所有东西都取消，并不是。终结是所有间接的开始，基础的开始，希望的开始。”

李井奎，经济学者。“经济学不能丧失对社会的考察。”李井奎在计量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领域探索多年，但是如果你问他中美经贸的未来如何？该买哪一支股票更好？很抱歉他都不能够回答。经济学一方面研究财富的生成，另一方面研究的是人类本身。中国北方冬季供暖会令多少人死于由此带来的心肺疾病？上名校能否增加收入？美国的就业市场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后更容易被判处死刑吗？这些其实都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李井奎认为因果推断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数据及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效应，以此来剖析各类争辩性的议题。他们像侦探一样，在人们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用严谨的经济学工具帮助解开谜团。

郭初阳，语文教师，教育研究者。“让2.5亿人，让这些青少年，让这些儿童在最迫切求知的黄金阶段，让他们游荡在一个语言的假货市场，意味着什么？​”郭初阳已经教了25年书。 刚做语文老师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刻板的语文课堂让这个职业“了无生趣”，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给学生们上一节“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课”。几经挫败之后，他在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书中读到了一句话，激动得汗毛倒竖。这句话后来成了他25年来信守的教育理念：“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用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 于是郭初阳的语文课堂变成了远航，他带着学生们一起“造船”，进入一个又一个文本内部，层层剥开虚饰的成分，试图航行到更远的地方——莫泊桑的《项链》不再是对虚荣的批判，而是对《灰姑娘》传统的颠覆；《狼来了》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不要说谎”，而要继续追问：要不要给喊“狼来了”的孩子戴口罩？从讲美国总统林肯的《鞋匠的儿子》延伸到引入虚构/非虚构的概念，从冯内古特的《哈里森·伯杰隆》讲到平等、权利和差异的社会观念…… 理想的语文课应该是怎样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回答。但或许可以从现在开始，备好船桨。​

王暾，​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有研究表明，三秒钟的预警时间可以减少人员伤亡的比例是14%，十秒钟是39%，二十秒是63%。在汶川地震时如果有预警系统，就可以给北川31秒的预警时间，因为它离震中140公里，可以给青川55秒的预警时间，也可以给成都18秒和汶川县7秒钟的预警时间。有了这些时间，可以减少两到三万的人员死亡，避免两到三万个家庭的生死离别。”在过去十三年里，王暾​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灾害预警。​汶川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决定放弃所学专业，提前回国研究和开发地震预警。 地震预警研发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地震本身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只有真正发生地震时才能监测到可靠的数据；另一方面，监测到地震后，如何能让更多人收到预警信息？经过十二年的尝试和努力，王暾带领的成都高新减灾所研发出了大陆地震预警网，迄今为止已成功预警了57次破坏性地震。 有人会问，地震预警只能提前几秒，有用吗？王暾说：“几秒钟确实很短，但总比没有好。我们测算过，如果汶川地震时有预警，可以减少大约2-3万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