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一位访谈者是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他的《四喜忧国》《聆听父亲》《城邦暴力团》等风靡华语世界。写作之外，他给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做编剧顾问，给周华健的《江湖》写词，写京剧、舞剧、音乐剧，还在电台说书15年。
我最怕的就是去分析或者讨论一个庞大的现象，你问我对于当代的文学有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零。我不懂。因为它太繁复、太绵密，又牵扯到许许多人的生计。
清朝有一个诗人叫龚定庵（龚自珍），他曾经有一首七言绝句，他说“东抹西涂迫半生，中年何故避声名。”我本来就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忽然好像要躲避名声，或者是要让自己不要有那么高的声望，为什么呢？后面两句：才流百辈无餐饭。同侪之流这些个人连一口饭都混不上吃。忽动慈悲不与争。忽然我的慈悲心发动了，我不去灭人家饭碗。
我常常想到这个，就是不要去议论自己当代的人，不管他的作品、他的人，或者这个产业应该怎么面向、怎么走。因为我毕竟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写作者，我的意见万一被人听进去，放大了，是不够慈悲的事。
我刚才说我读到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欧洲的、美国的，大部分都是透过翻译变成中文作品来读的。可是你反过来说，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很多现代文学的创作，难道不是用汉字去写的西洋文学作品吗？
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安，我总要在我的生命里面保留一种以汉字为形、以汉字为质，文质、形质都兼具的创作。
所以我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大量地写中国古典诗词曲。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有用，也不见得会出版，恐怕在我可见的未来的岁月里面也绝对不可能会去换成钱，但是（这是）我现在每天最重视的工作之一。
从一半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把它单纯讲成一个世代教养的话题的话，我这一辈的作者在比较高压的、比较威权式的教学的环境里面成长了至少十几年。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前，看起来要松动未松动的整体的政治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环境，都还是蛮强固的。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哪怕是到后来念研究所的时候，都还能够感受到在台湾的某些时候，某些话是不能说的，或者是某一些问题是不能提问的。
但是尽管如此，个人的醒觉或者自主还是会存在。所以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应和着主旋律或者是大潮流，去成为被拨弄的这种小草一样的思维。
不过等到我们那个世代结束，尤其碰到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解严，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众声喧哗之后，可能对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言人人殊。
有些时候可能更大程度上是跟随着资本逻辑，跟随着市场口味，从众性地放弃了自我在思想上面更沉重的追寻。我想不论在台湾、在大陆，或者是在欧洲、美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因为它也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我常常在想，在思想上寻求一种重量，是不是也应该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人不能够持续地追求有重量的思想，不能够在自我的探索或者是自我的质疑上不断地去询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不能这样做的时候，那这是不是也是丧失了让整个普世持续进步的动力。
我最怕的就是去分析或者讨论一个庞大的现象，你问我对于当代的文学有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零。我不懂。因为它太繁复、太绵密，又牵扯到许许多人的生计。
清朝有一个诗人叫龚定庵（龚自珍），他曾经有一首七言绝句，他说“东抹西涂迫半生，中年何故避声名。”我本来就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忽然好像要躲避名声，或者是要让自己不要有那么高的声望，为什么呢？后面两句：才流百辈无餐饭。同侪之流这些个人连一口饭都混不上吃。忽动慈悲不与争。忽然我的慈悲心发动了，我不去灭人家饭碗。
我常常想到这个，就是不要去议论自己当代的人，不管他的作品、他的人，或者这个产业应该怎么面向、怎么走。因为我毕竟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写作者，我的意见万一被人听进去，放大了，是不够慈悲的事。
我刚才说我读到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欧洲的、美国的，大部分都是透过翻译变成中文作品来读的。可是你反过来说，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很多现代文学的创作，难道不是用汉字去写的西洋文学作品吗？
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安，我总要在我的生命里面保留一种以汉字为形、以汉字为质，文质、形质都兼具的创作。
所以我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大量地写中国古典诗词曲。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有用，也不见得会出版，恐怕在我可见的未来的岁月里面也绝对不可能会去换成钱，但是（这是）我现在每天最重视的工作之一。
从一半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把它单纯讲成一个世代教养的话题的话，我这一辈的作者在比较高压的、比较威权式的教学的环境里面成长了至少十几年。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前，看起来要松动未松动的整体的政治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环境，都还是蛮强固的。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哪怕是到后来念研究所的时候，都还能够感受到在台湾的某些时候，某些话是不能说的，或者是某一些问题是不能提问的。
但是尽管如此，个人的醒觉或者自主还是会存在。所以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应和着主旋律或者是大潮流，去成为被拨弄的这种小草一样的思维。
不过等到我们那个世代结束，尤其碰到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解严，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众声喧哗之后，可能对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言人人殊。
有些时候可能更大程度上是跟随着资本逻辑，跟随着市场口味，从众性地放弃了自我在思想上面更沉重的追寻。我想不论在台湾、在大陆，或者是在欧洲、美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因为它也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我常常在想，在思想上寻求一种重量，是不是也应该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人不能够持续地追求有重量的思想，不能够在自我的探索或者是自我的质疑上不断地去询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不能这样做的时候，那这是不是也是丧失了让整个普世持续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