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作家。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说《繁花》，获得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以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特别想听故事。我自己虽然是一个作者，其实也是一个读者。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的故事型的文体，比如有一本叫《一个汉人喇嘛在西藏》。
这本书写三十年代一个扬州的和尚，千辛万苦地要到西藏去做喇嘛，他就跑到四川成都去等机会。有一天，有人就告诉他说国民政府有一个大的代表团要去西藏了，你可以跟在里面一起走。他过去一看，实际是一个几百匹马的马帮，驮着帐篷，从成都往西藏走，要走几个月。
这本书里就说到了那种排场。因为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所以到了任何一个小地方当地的官员就要请客。有一天走到一个非常险峻的小县城，晚上吃饭了，几大桌。他一看就吃惊了：鱼翅海参都有，桌子上的碗都是景德镇的细瓷。
他就问怎么你们这个地方还有鱼翅海参啊？人家就告诉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一年之前就知道中央政府要有大员经过这里，所以早早就开始准备了。先派马帮到江西景德镇去买瓷器，再到广东去采购山珍海味，准备了一年多才有这一桌饭。驮瓷器的马匹在江西翻到了山崖里边，全部摔碎了以后再去买。
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好的书往往是读不快的，如果你买了一本书当天就看完了，这肯定是一本非常差的书。书里面应该设置很多有趣的节奏，让你不觉得累，或者他知道你觉得累会不断抛出一些东西给你。
我最近一直在看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他的这本书非常棒，都是写他所见的、所听到的清代官场的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譬如说苏州有一个官员，他有一天去见一个朋友，穿了一件黑貂的貂皮大衣。对方也是一个官僚，就问他你穿的这是什么，他说你还不知道吗——对方根本不认识。
问他的官员觉得受到侮辱了，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立刻打发手下到处去搜罗貂皮的衣服。买了十件，让底下的佣人全部穿好，然后就叫苏州这个官员来吃饭。苏州这个官僚还是穿着貂皮大衣来的，进来一看，旁边站着两排和他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的人，而且都是下人。——这些非常有意思，这种场景感非常好。
还有些用现代讲法就是八卦。譬如说有一本书，有很多人对这本书都是不以为然，但对我是很震撼，就是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这本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震动的，因为他谈的都是三四十年代海上的这些旧文人、画家的生活。当然因为都是通过他个人的口述，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在胡扯。但是陈巨来这本书里的细节，是我们平时所见的文章所看不到的。因为第一，这个作者本身和这些人是朋友，距离非常近；第二，他的兴趣点又不一样。
比如陈巨来写了一个画家在北京买了一个女孩子——等于是一个小妾——把她安排在上海巨鹿路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地方离陈巨来家不远，他就跟陈巨来说这个女孩子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你帮我看着点儿，究竟这个女孩子怎么样。陈巨来个人家里负担非常重，他不玩这个，但是朋友托他嘛，他有时候晚上就去看看这个女孩怎么样。
过了几天，陈巨来就跟画家说了，他说这个女孩子不行。画家问为什么不行，他说这个女孩子心特别野，每天就想出去，你只要不在她就想出去，去听戏、吃饭，要到外头去玩。画家一听就着急了，因为他一个礼拜总有三四天到大老婆家里去。他说那怎么办呢，陈巨来说没别的办法，只有让她吸鸦片。结果这个女孩子一吸鸦片就安静了，每天就往鸦片榻上面一躺，陈巨来就坐在边上，两个人聊天，到十二点钟陈巨来回去。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震惊，震惊在什么地方呢，第一，鸦片这个词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口中是随便可以讲的，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吸毒或者怎么样，当时是作为一个嗜好一样，就像让她抽烟一样。另外就是这么细微的部分，这么一些毛茸茸的细节部分，是我们平时所看的人物传记里面没有的。这本书里面这方面的东西特别多，你看了这个就发现，城市生活和我们所接触到的细节部分是那么不一样。
中国传统的这种笔记体的文章是文言，或者像李伯元这种是文言中稍微有一点白话，非常简洁，都是以细节、以人物的态度来形成一个故事。
实际上，几千年来我们用的是文言文，文言到了五四被腰斩了，完全断裂以后用白话。但是五四时代或者五四之前，《红楼梦》也好《金瓶梅》也好，它也是用口语、用白话；但它的白话是有根深蒂固的文言底子支撑的，所以特别精彩。
中国的写作和西方的写作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于，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种断裂的历史。如果说我们现在和西方的文学做一个对比的话，等于说他们都是一些完整的人，我们是半截子的人——我可以这么说，至少在审美、文学、文字上是这样。
现在哺育我们的是西方的翻译腔的东西，我们本土的东西经过五四以后就被截断了。一种断裂的文化，怎么可能和不断裂的文化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特别想听故事。我自己虽然是一个作者，其实也是一个读者。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的故事型的文体，比如有一本叫《一个汉人喇嘛在西藏》。
这本书写三十年代一个扬州的和尚，千辛万苦地要到西藏去做喇嘛，他就跑到四川成都去等机会。有一天，有人就告诉他说国民政府有一个大的代表团要去西藏了，你可以跟在里面一起走。他过去一看，实际是一个几百匹马的马帮，驮着帐篷，从成都往西藏走，要走几个月。
这本书里就说到了那种排场。因为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所以到了任何一个小地方当地的官员就要请客。有一天走到一个非常险峻的小县城，晚上吃饭了，几大桌。他一看就吃惊了：鱼翅海参都有，桌子上的碗都是景德镇的细瓷。
他就问怎么你们这个地方还有鱼翅海参啊？人家就告诉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一年之前就知道中央政府要有大员经过这里，所以早早就开始准备了。先派马帮到江西景德镇去买瓷器，再到广东去采购山珍海味，准备了一年多才有这一桌饭。驮瓷器的马匹在江西翻到了山崖里边，全部摔碎了以后再去买。
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好的书往往是读不快的，如果你买了一本书当天就看完了，这肯定是一本非常差的书。书里面应该设置很多有趣的节奏，让你不觉得累，或者他知道你觉得累会不断抛出一些东西给你。
我最近一直在看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他的这本书非常棒，都是写他所见的、所听到的清代官场的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譬如说苏州有一个官员，他有一天去见一个朋友，穿了一件黑貂的貂皮大衣。对方也是一个官僚，就问他你穿的这是什么，他说你还不知道吗——对方根本不认识。
问他的官员觉得受到侮辱了，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立刻打发手下到处去搜罗貂皮的衣服。买了十件，让底下的佣人全部穿好，然后就叫苏州这个官员来吃饭。苏州这个官僚还是穿着貂皮大衣来的，进来一看，旁边站着两排和他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的人，而且都是下人。——这些非常有意思，这种场景感非常好。
还有些用现代讲法就是八卦。譬如说有一本书，有很多人对这本书都是不以为然，但对我是很震撼，就是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这本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震动的，因为他谈的都是三四十年代海上的这些旧文人、画家的生活。当然因为都是通过他个人的口述，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在胡扯。但是陈巨来这本书里的细节，是我们平时所见的文章所看不到的。因为第一，这个作者本身和这些人是朋友，距离非常近；第二，他的兴趣点又不一样。
比如陈巨来写了一个画家在北京买了一个女孩子——等于是一个小妾——把她安排在上海巨鹿路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地方离陈巨来家不远，他就跟陈巨来说这个女孩子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你帮我看着点儿，究竟这个女孩子怎么样。陈巨来个人家里负担非常重，他不玩这个，但是朋友托他嘛，他有时候晚上就去看看这个女孩怎么样。
过了几天，陈巨来就跟画家说了，他说这个女孩子不行。画家问为什么不行，他说这个女孩子心特别野，每天就想出去，你只要不在她就想出去，去听戏、吃饭，要到外头去玩。画家一听就着急了，因为他一个礼拜总有三四天到大老婆家里去。他说那怎么办呢，陈巨来说没别的办法，只有让她吸鸦片。结果这个女孩子一吸鸦片就安静了，每天就往鸦片榻上面一躺，陈巨来就坐在边上，两个人聊天，到十二点钟陈巨来回去。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震惊，震惊在什么地方呢，第一，鸦片这个词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口中是随便可以讲的，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吸毒或者怎么样，当时是作为一个嗜好一样，就像让她抽烟一样。另外就是这么细微的部分，这么一些毛茸茸的细节部分，是我们平时所看的人物传记里面没有的。这本书里面这方面的东西特别多，你看了这个就发现，城市生活和我们所接触到的细节部分是那么不一样。
中国传统的这种笔记体的文章是文言，或者像李伯元这种是文言中稍微有一点白话，非常简洁，都是以细节、以人物的态度来形成一个故事。
实际上，几千年来我们用的是文言文，文言到了五四被腰斩了，完全断裂以后用白话。但是五四时代或者五四之前，《红楼梦》也好《金瓶梅》也好，它也是用口语、用白话；但它的白话是有根深蒂固的文言底子支撑的，所以特别精彩。
中国的写作和西方的写作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于，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种断裂的历史。如果说我们现在和西方的文学做一个对比的话，等于说他们都是一些完整的人，我们是半截子的人——我可以这么说，至少在审美、文学、文字上是这样。
现在哺育我们的是西方的翻译腔的东西，我们本土的东西经过五四以后就被截断了。一种断裂的文化，怎么可能和不断裂的文化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