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电影人、出版家、网络教父……数十年间，詹宏志不停游弋于多个社会领域，始终引领台湾的时代潮流。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台中原来有几个非常好的书店，当时有一个很多人怀念的书店叫中央书局，那儿的书都非常便宜，比一般的书店要便宜百分之三四十。对我来说可能一顿饭不吃就可以买得起一本书，所以就非常有诱因，进了书店就想说下礼拜二我不吃买这本，下礼拜我不吃再买这本。你就可能想办法要把钱存下来买书。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同学当中藏书丰富的人。
我只带了一本《荒漠甘泉》就到台北来了，那是一本励志书，就觉得自己要去远方、要去奋斗了。我当时有一个决定，就是我到城里来再也不跟家里拿一毛钱了。大学的时候我买了很多书，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能有一万册藏书（你就可以想象我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会赚钱）。
大学时候赚钱全部是靠教书、编书，我上好几个班，又写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写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从怎么样用小苏打粉洗盘子啊，什么急救啊、打绳结啊，就是找资料来重新整理、重新改写。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做了很多，只要不睡觉可以做到的事我都做。
我希望去的几个城市，那些城市是能够接触到很多书的地方。通常表示城市要够大，语言也够丰富，然后它有足够的书店，最好有相当大的二手书市场。只有进到旧书店，你才有机会碰到在既有的视讯系统里不见得会碰到的书。
从这样的角度我就会说，伦敦是全世界最好买书的地方，纽约可能其次，东京是另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
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几乎每一年我都安排了特别的时间去。到了那边我可能七八天的时间全部在找书，一次大概可以带五十公斤到八十公斤的书回来。那些分门别类的专门书店或者是二手书店，它才让你有机会遭逢没有想到会跟你命运有关的书。
这本书上面有个题词：Sir Joseph Hooker With respectful regards from William Bruce。William Bruce是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一个有名的极地探险家。Joseph Hooker就是我们生物学上会读到的那个虎克，是他的前辈。这本书出在1911年，是William Bruce写了一本极地探险的书送给他的老师。
这个书送的时候是1911年的5月，Joseph Hooker是1911年7月份死掉的，所以这个书到的时候Hooker有没有看显然不是很确定。但和两个历史人物相关的一本书，而且都是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人，又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时间，这本书就出现在一个旧书摊的一堆书里面。老板卖我四英镑（这个书大概可以卖到两千英镑）。像这种事你不在旧书店里是不会碰到的。
你也必须对这些作者有亲切感，才会看到他的名字就全身发烫。这个是遭遇。只有在出版很丰富、历史悠久，有大量的作者、历史人物走过的同一个城市，在那样的地方，你才会碰到这种事。这个都是超出买书以外的乐趣了，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
这家旧书店其实就是在查令十字街上。三十年来我多次在伦敦买书，在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到它的书店一家一家地关了。相比我三十年前走的书街，就书店来讲，现在可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找各式各样旅行探险文学的书店。在查令十字街的旁边的一个巷子Cecil Court，那里面当时有一个叫Traveler's Bookstore，旅行家书店。我在那里买到很多书，我把为了写作旅行史想要找到的某些绝版书的书单留给了那个书店的老板，后来我们就往返通信也快十年了，直到他书店关掉为止。他找到书单上的书就通知我，我就汇钱给他，他把书寄给我——各式各样这样子的买书情缘。
书店越来越难，读纸本书会变成一个古典行为，跟写书法没有两样。它还在的，但不一定是主要活动了。过去查令十字街这一整条街都是书街，但实际这个街位置太好了，等到都市往前进这个就留不下来了。
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里教书，下车的地方是在台北车站，重庆南路一条书街在那里。我下车的地方正好在那条街的头，所以我要走到街尾才坐车回家。这段路我通常要走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其实也就两百公尺、三百公尺，逛着逛着就把一个下午用掉了。重庆南路也是在市中心，当年书可以支撑一个这样的街道。现在那个街道已经昂贵得不得了，所以书店已经一个一个地关了。
我觉得从编书的质量来说，有变坏的部分，也有变好的部分。现在如果你要把一本书做好，你的能力是比以前强的：在书的工艺上面完全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设计；做印刷、装帧的工厂，你现在对他有任何的要求他都能够提供。所以现在要把一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做好，从某个角度看是比以前要强的，以前工业上有很多的力量做不到。
可另外一部分也有变坏的部分，过去的出版，往上走不容易，但是你要往下也做不下手，但现在这部分的力量就变得很大了。现在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量产的小说，网络小说、奇幻小说、言情小说，过去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书会在书市里占一个这么重的比例。
在我做出版的那个时代，出版社很难把力量放在那个地方，读者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撑这样的书，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在排行榜上可以占八成。在我那个时代，也就是台湾开始有排行榜的时候这是不能想象的。这一部分你也可以说它一个社会的出版跟阅读的理直气壮的庸俗化是比以前严重了。
整体上是两面俱显，好的也变好，坏的也变坏。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台中原来有几个非常好的书店，当时有一个很多人怀念的书店叫中央书局，那儿的书都非常便宜，比一般的书店要便宜百分之三四十。对我来说可能一顿饭不吃就可以买得起一本书，所以就非常有诱因，进了书店就想说下礼拜二我不吃买这本，下礼拜我不吃再买这本。你就可能想办法要把钱存下来买书。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同学当中藏书丰富的人。
我只带了一本《荒漠甘泉》就到台北来了，那是一本励志书，就觉得自己要去远方、要去奋斗了。我当时有一个决定，就是我到城里来再也不跟家里拿一毛钱了。大学的时候我买了很多书，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能有一万册藏书（你就可以想象我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会赚钱）。
大学时候赚钱全部是靠教书、编书，我上好几个班，又写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写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从怎么样用小苏打粉洗盘子啊，什么急救啊、打绳结啊，就是找资料来重新整理、重新改写。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做了很多，只要不睡觉可以做到的事我都做。
我希望去的几个城市，那些城市是能够接触到很多书的地方。通常表示城市要够大，语言也够丰富，然后它有足够的书店，最好有相当大的二手书市场。只有进到旧书店，你才有机会碰到在既有的视讯系统里不见得会碰到的书。
从这样的角度我就会说，伦敦是全世界最好买书的地方，纽约可能其次，东京是另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
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几乎每一年我都安排了特别的时间去。到了那边我可能七八天的时间全部在找书，一次大概可以带五十公斤到八十公斤的书回来。那些分门别类的专门书店或者是二手书店，它才让你有机会遭逢没有想到会跟你命运有关的书。
这本书上面有个题词：Sir Joseph Hooker With respectful regards from William Bruce。William Bruce是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一个有名的极地探险家。Joseph Hooker就是我们生物学上会读到的那个虎克，是他的前辈。这本书出在1911年，是William Bruce写了一本极地探险的书送给他的老师。
这个书送的时候是1911年的5月，Joseph Hooker是1911年7月份死掉的，所以这个书到的时候Hooker有没有看显然不是很确定。但和两个历史人物相关的一本书，而且都是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人，又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时间，这本书就出现在一个旧书摊的一堆书里面。老板卖我四英镑（这个书大概可以卖到两千英镑）。像这种事你不在旧书店里是不会碰到的。
你也必须对这些作者有亲切感，才会看到他的名字就全身发烫。这个是遭遇。只有在出版很丰富、历史悠久，有大量的作者、历史人物走过的同一个城市，在那样的地方，你才会碰到这种事。这个都是超出买书以外的乐趣了，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
这家旧书店其实就是在查令十字街上。三十年来我多次在伦敦买书，在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到它的书店一家一家地关了。相比我三十年前走的书街，就书店来讲，现在可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找各式各样旅行探险文学的书店。在查令十字街的旁边的一个巷子Cecil Court，那里面当时有一个叫Traveler's Bookstore，旅行家书店。我在那里买到很多书，我把为了写作旅行史想要找到的某些绝版书的书单留给了那个书店的老板，后来我们就往返通信也快十年了，直到他书店关掉为止。他找到书单上的书就通知我，我就汇钱给他，他把书寄给我——各式各样这样子的买书情缘。
书店越来越难，读纸本书会变成一个古典行为，跟写书法没有两样。它还在的，但不一定是主要活动了。过去查令十字街这一整条街都是书街，但实际这个街位置太好了，等到都市往前进这个就留不下来了。
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里教书，下车的地方是在台北车站，重庆南路一条书街在那里。我下车的地方正好在那条街的头，所以我要走到街尾才坐车回家。这段路我通常要走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其实也就两百公尺、三百公尺，逛着逛着就把一个下午用掉了。重庆南路也是在市中心，当年书可以支撑一个这样的街道。现在那个街道已经昂贵得不得了，所以书店已经一个一个地关了。
我觉得从编书的质量来说，有变坏的部分，也有变好的部分。现在如果你要把一本书做好，你的能力是比以前强的：在书的工艺上面完全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设计；做印刷、装帧的工厂，你现在对他有任何的要求他都能够提供。所以现在要把一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做好，从某个角度看是比以前要强的，以前工业上有很多的力量做不到。
可另外一部分也有变坏的部分，过去的出版，往上走不容易，但是你要往下也做不下手，但现在这部分的力量就变得很大了。现在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量产的小说，网络小说、奇幻小说、言情小说，过去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书会在书市里占一个这么重的比例。
在我做出版的那个时代，出版社很难把力量放在那个地方，读者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撑这样的书，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在排行榜上可以占八成。在我那个时代，也就是台湾开始有排行榜的时候这是不能想象的。这一部分你也可以说它一个社会的出版跟阅读的理直气壮的庸俗化是比以前严重了。
整体上是两面俱显，好的也变好，坏的也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