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台湾音乐人。他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1973年举办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他以歌声参与了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我有一个学姐，弹得一手好琴，每天帮我们伴奏升旗歌、降旗歌或者是《国父纪念歌》。其实她也是自修的，也没有老师教，她只会那几首歌，就可以上去弹。我想就学弹琴，所以我就挨到她身边闹她，一定要她教我弹这几首歌。我这学姐没办法，就让我看她弹，然后教我一点。
能够弹琴伴奏那是很光荣的事情。每天早上有四个同学帮你抬风琴、提椅子，把你搁在司令台上，只有你跟校长两个人在上面。碰到全乡的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光彩更大。所有的运动员都排在你前面，每一个学校都排在你前面，台上就你跟主席两个人。两排乡民代表坐在那儿，我就弹《三民主义》。
因为歌，我被安慰过。从太麻里溪谷走出来，再坐车到台北去，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很不堪的。我离开了母亲，根本就不会洗袜子、不会洗衣服、不会缝扣子。但现在马上要去一个地方，要自己洗澡，自己洗袜子、洗衣服，要想办法让衣服挺，要去过这样的生活。
那里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的国语。所谓的普通话，我认为我会讲，但是他们听不懂，因为我带了很重的乡音。那就只有跑到相思林后面去跟树讲话了，我把那些树模拟成我的一群小学同学或者家里人，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他们一直讲。
我后来慢慢慢慢发现有些老师不睡觉，晚上特别陪我聊天，还有的老师特地多教了我一点台语，让我去了解同学们在讲什么。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被尊重。我们的校长陈泗治尊重孩子，而且认为唱歌的孩子不太会变坏。陈泗治我讲过，他跟江文也、郭芝苑是日据时代台湾三大音乐家，很有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淡江中学是贵族学校，哪里来的都有。他的家长是谁，那大到不得了，从蒋经国一直到底下都有，他们的子孙在那边读书，那个学校很不好管：你要叫我唱歌，怎么可能？我为什么要唱你让我唱的歌？
但那时候，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升完旗进教室之前就到大礼堂去，坐在一起唱歌。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唱，包括监督我们的教官、老师、导师都要唱。大家都拿起诗歌在那里唱歌，在那儿互相倾听。
因为歌，大家可以平坐平起在一起。到最后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被歌软化掉。你看他最后要离开校园，或者是他变成高年级学生，他回来的时候，总是会把歌在淡江中学的重要性告诉新生，说歌在这里是多重要的，歌在这里是什么。
歌最美的还是莫名的赞叹，在大自然里面，不管有词还是没词，那就是由心的赞叹，那是最美的。有苦的时候就发出来，有喜的时候就拿出来，你流泄出来，那才是歌。
其实，我心中想写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一首歌——就是一个大桥。大桥上面我们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华人、那么多的我们，过了那么多代了只有这么一座大桥。在桥上我们不要擦肩而过，我们真的可以互相诉苦、互相问好。
会有好的作品吗？也不一定。因为越这样的时代越自由，建议越来越多，大家创意越来越大，唱片工业又是越来越夕阳的时候。作歌算是真的又回到以前台语讲的“艺术家，睡地板”的状况。
假如讲到所谓的流畅性，当然会比以前更流畅，但是作歌的那个心是不是那样强？那个企图心或者那种决志是不是那么强？所谓的强是在写某一种歌，而不是说量产或者之类的东西，早就量产了，早就过量了。
我曾经也被（某些节目）邀请说胡老师你来一下，你就陪台湾这几个人，然后他上去第一首不让过，第二首给他过关，第三首你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当场就说对不起我肚子非常不舒服，让我上去休息，让我的律师跟你们聊一聊。
我不是说他好或不好。他对人用计太深了，他对歌用计更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配合他写得出想要的歌？什么都被他用尽，他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安排人家的上下。他把这个变成很像是全民公举出来的，其实都在他手掌里面，不是吗？
所以，作为一个歌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摆弄谁也不被谁摆弄。你要唱什么歌就尽量唱，尽你歌手最舒服的状态唱，慢慢还要带一点点意志在里面。不是说快乐就好了，或者是唱得很爽就好了，不是。Woody Guthrie说世界上好听的歌很多。歌，不是因为好听才去要唱的，而且要唱的话要看它有没有什么意识，有没有意志。
我有一个学姐，弹得一手好琴，每天帮我们伴奏升旗歌、降旗歌或者是《国父纪念歌》。其实她也是自修的，也没有老师教，她只会那几首歌，就可以上去弹。我想就学弹琴，所以我就挨到她身边闹她，一定要她教我弹这几首歌。我这学姐没办法，就让我看她弹，然后教我一点。
能够弹琴伴奏那是很光荣的事情。每天早上有四个同学帮你抬风琴、提椅子，把你搁在司令台上，只有你跟校长两个人在上面。碰到全乡的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光彩更大。所有的运动员都排在你前面，每一个学校都排在你前面，台上就你跟主席两个人。两排乡民代表坐在那儿，我就弹《三民主义》。
因为歌，我被安慰过。从太麻里溪谷走出来，再坐车到台北去，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很不堪的。我离开了母亲，根本就不会洗袜子、不会洗衣服、不会缝扣子。但现在马上要去一个地方，要自己洗澡，自己洗袜子、洗衣服，要想办法让衣服挺，要去过这样的生活。
那里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的国语。所谓的普通话，我认为我会讲，但是他们听不懂，因为我带了很重的乡音。那就只有跑到相思林后面去跟树讲话了，我把那些树模拟成我的一群小学同学或者家里人，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他们一直讲。
我后来慢慢慢慢发现有些老师不睡觉，晚上特别陪我聊天，还有的老师特地多教了我一点台语，让我去了解同学们在讲什么。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被尊重。我们的校长陈泗治尊重孩子，而且认为唱歌的孩子不太会变坏。陈泗治我讲过，他跟江文也、郭芝苑是日据时代台湾三大音乐家，很有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淡江中学是贵族学校，哪里来的都有。他的家长是谁，那大到不得了，从蒋经国一直到底下都有，他们的子孙在那边读书，那个学校很不好管：你要叫我唱歌，怎么可能？我为什么要唱你让我唱的歌？
但那时候，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升完旗进教室之前就到大礼堂去，坐在一起唱歌。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唱，包括监督我们的教官、老师、导师都要唱。大家都拿起诗歌在那里唱歌，在那儿互相倾听。
因为歌，大家可以平坐平起在一起。到最后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被歌软化掉。你看他最后要离开校园，或者是他变成高年级学生，他回来的时候，总是会把歌在淡江中学的重要性告诉新生，说歌在这里是多重要的，歌在这里是什么。
歌最美的还是莫名的赞叹，在大自然里面，不管有词还是没词，那就是由心的赞叹，那是最美的。有苦的时候就发出来，有喜的时候就拿出来，你流泄出来，那才是歌。
其实，我心中想写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一首歌——就是一个大桥。大桥上面我们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华人、那么多的我们，过了那么多代了只有这么一座大桥。在桥上我们不要擦肩而过，我们真的可以互相诉苦、互相问好。
会有好的作品吗？也不一定。因为越这样的时代越自由，建议越来越多，大家创意越来越大，唱片工业又是越来越夕阳的时候。作歌算是真的又回到以前台语讲的“艺术家，睡地板”的状况。
假如讲到所谓的流畅性，当然会比以前更流畅，但是作歌的那个心是不是那样强？那个企图心或者那种决志是不是那么强？所谓的强是在写某一种歌，而不是说量产或者之类的东西，早就量产了，早就过量了。
我曾经也被（某些节目）邀请说胡老师你来一下，你就陪台湾这几个人，然后他上去第一首不让过，第二首给他过关，第三首你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当场就说对不起我肚子非常不舒服，让我上去休息，让我的律师跟你们聊一聊。
我不是说他好或不好。他对人用计太深了，他对歌用计更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配合他写得出想要的歌？什么都被他用尽，他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安排人家的上下。他把这个变成很像是全民公举出来的，其实都在他手掌里面，不是吗？
所以，作为一个歌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摆弄谁也不被谁摆弄。你要唱什么歌就尽量唱，尽你歌手最舒服的状态唱，慢慢还要带一点点意志在里面。不是说快乐就好了，或者是唱得很爽就好了，不是。Woody Guthrie说世界上好听的歌很多。歌，不是因为好听才去要唱的，而且要唱的话要看它有没有什么意识，有没有意志。